對習慣于引進、模仿的多數中國企業來說，很難體會創新的風險有多大。創新的風險之大，就像柳傳志先生所言：創新找死、守成等死。對此，任正非先生建議，要避免這個悖論，要從創新管理開始。進一步，筆者認為：企業創新管理的核心，應該圍繞著處置風險展開。

我看到過很多份項目的可行性報告，感覺有些想法像“騎著自行車想上月球”，太不靠譜。如果批評項目策劃得不好，他們可能會說：創新總歸有風險、要允許失敗啊！如果企業都是這樣的創新項目，一定是急著“找死”。

真正的創新項目不可能沒有風險。《第三代研發》有過一個觀點：“隨意否決一個創新項目，有6、7成的可能性是對的”。但風氣越嚴謹認真、制度越完善的企業，越是容易吹毛求疵、否決創新項目。如果過度強調規避風險，會導致創新“無事可做”，被迫變成了“守成等死”。

創新管理的本質，就是減少不必要的風險，以避免在“創新找死”；同時，要設法找到更多的機會，避免“守成等死”。從而讓創新在“兩死”之間找到生存的空間。

合理地降低降低風險，本質是“減少不必要的浪費”。在項目開展之前進行篩選，否決不合適的創意、制定合適的技術目標和實現路徑；在項目進行中，控制項目進程、投資節奏和研發策略，及時終止不合適的項目、調整不合適的做法。要找到更多的機會，首先要激發出更多的創意，便于篩出更好的項目；其次是要學會對技術目標、技術線路和推進策略進行調整，從而挽救好的方法。

國外的創新管理的基本思想，與這些觀點基本一致。但在實踐中，國外的方法上卻顯得有些不足。比如，大量不合理的項目并不能篩選掉。與此同時，國內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法，也沒有在國外的著作中提及。

后來，筆者意識到：項目的“篩選”、“調整”和“挽救”其實不是一次性的，需要經過若干輪的處理。其中，第一輪的“篩選”應該是要“符合常識”。既然是常識，國外的著作往往就很少專門提起。但我國科技界的問題，往往是缺乏常識。這樣，大量缺乏常識的項目，堂而皇之地進入后面的立項直至審核階段，甚至能獲得高級別的獎勵。

總之，中國的創新管理，缺少一道叫做“常識”的“工序”。

所以，真正的問題是：國內的許多科研科技工作者、乃至著名專家為什么會缺乏常識？首先，有些專家不認為自己缺乏常識。例如，常識要求創新項目要做到需求驅動，項目計劃要符合邏輯。但是，幾乎所有的人都認為自己符合“需求驅動”的要求，申報書也“符合邏輯”。所以，即便是最缺乏常識的人，也不認為自己缺乏常識。這讓人聯想起卡內基先生的一個觀點：即便是十惡不赦的壞蛋，也會認為自己是個好人。

在我國，缺乏常識是非常可怕的。筆者發現，大企業里負責創新管理的有些專職領導，都缺乏基本常識。問題是何等的嚴峻！

人們都是從沒有經驗開始的，年輕的科技工作者缺乏常識也是自然的。為什么老資格的專家、領導往往也缺乏常識？ 回答這個問題，就要從科技體制的深度來回答了。

一個人的常識是怎么來的？是實踐中磨煉出來的。遭遇的失敗和挫折多了，利于認識常識。但什么又是挫折和失敗呢？對企業來說，失敗是不能得到用戶的認可、是無法在市場上創造價值。但許多院所的學者來說，所謂的失敗是申請不到項目、發不出論文、拿不到獎，評價成敗的人既不是企業、也不是市場。反之，在學術界重視市場和應用的人，反而容易被邊緣化、成為一個LOSER(失敗者)。另外，企業里面一心只想做領導或者伺候好領導、對科研本身沒有興趣的人，也可能缺乏常識。

這是導致學術界對工業創新缺乏“常識”。

在我前面一篇文章中，讀者Augus留言道：“德國高校選拔工科教授的一個硬性規定就是：候選人必須在博士畢業后到工業屆工作一段時間。所以德國工科類優秀的教授都曾是各大企業研發的負責人。另外 ，政府各類科研資金特別是工科，必須要有企業參與，而且科研出發點一定是企業提出，這樣的項目申請才更有可能獲得資金。為了拿到科研資金，工科類教授必須維持自己在企業屆的關系，以企業和市場需求為導向，努力用理論研究解決實際問題，企業也是樂于和高校合作利用公共資金，做技術積累，雙贏。”按照我的理解，這樣的教授顯然應該具有真正的“常識”。

還有一位叫做劉卿的讀者提到：“德國很多工科博士，是在企業里讀的，等于在企業工作同時在高校掛學籍。有企業和高校的雙重導師，科研成果直接用于企業。但由于成果偏應用，而且往往對企業來說涉密，不適合發表太多學術論文，畢業回國工作反而吃虧。”換句話說，常識多的人在國內反而容易被“邊緣化”。

所以，如果制度本身有問題，缺乏常識就變成了常態。至于科技制度本身的原因，我前面已經提到過。比如，不能區分科學和技術。大家具備了常識，才能認真討論創新管理的問題。

筆者認為，常識是可以學習的。筆者在評價創新項目時，經常問三個問題：“項目的用戶和利益相關者是誰？用戶是如何使用這項技術的？為什么過去別人沒做或者沒成功？”。當人們習慣于用這三個問題問自己的時候，就開始具備常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