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胎政策出臺，受到了一致的好評；三胎政策出臺，受到了廣泛的質疑。本人是看不懂的人之一。
談到計劃生育，很多人的腦子里有達爾文“過度繁殖”的觀念：如果不加控制，人口會以指數形式增長。豈不知，到了現代社會，這個規律發生了變化。除了信仰某些特定宗教的人群外，當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婦女受教育水平達到一定程度時，人口增長的模式是從指數增加到指數減少。
在農業社會，短缺的是土地等生產資料。人口越多、平均占有的資源越少，人越容易貧困。但是，進入現代社會以后，這個邏輯也發生了變化。人口多反而是個優勢。從城市發展的角度看，城市規模的擴大、人口的集中，有利于經濟的發展。
很多人質疑污染、擁擠等“城市病”。其實，城市病最終是靠城市的發展解決的。京滬等地房價貴不是因為人多，而是因為這些城市容易吸引勞動力。很多人寧可放棄房價便宜的中小城市，也要到大城市找工作。
當人口進入下降通道時，這種現象會越來越明顯。不久前，我和西部一位副市長聊天。他告訴我：通了高鐵以后，年輕人都涌向了省會。他還告訴我：他每次回農村老家，都發現人越來越少了.......要促進經濟發展，必須推進城市化。陸銘先生在《大國大城》中指出：中國需要把城市做大。他的這個觀點，已經被高層領導認可了。
最近幾年，盡管全面放開了二胎，人口增長依舊放緩。隨著育齡婦女人數的減少，人口負增長就在眼前(易富賢先生認為，現在人口已經負增長了)。人們的生育意愿，明顯減退。有官方媒體做了個調查，在3萬多參與調查的人中，愿意生三胎的不到1700人；完全不考慮的則超過了2.9萬人。
我不明白：出臺三胎政策的目的是什么呢？如果我們把“三胎”理解為限制不許生三胎以上。那么，有多少人愿意生4胎及以上呢？這樣的家庭微乎其微、對人口增加幾乎可以忽略，出臺政策有必要嗎。但是，執行3胎政策卻是需要成本的。比如，政府要養活龐大的計生隊伍，劃算嗎？怎樣處置生4胎的人？如果把“三胎”理解為鼓勵生育，為什么又不全面放開呢？
著名人口學家梁中堂先生曾對我講：生多少孩子，應該是公民個人的自由。國家可以倡導、不應該強制。開放自由生育意味著對公民自由的尊重。
2014年7月，為了維持獨生子女政策，有司請了原人口學會會長翟振武出來站臺。翟振武說：全國有1.5億獨生子女家庭，開放二胎后多出生8000~9000萬。他還寫論文預測：放開后的高峰期，當年會出生4995萬人。結果呢？開放二胎后，最多的一年多生200萬。我發現，現在有些所謂的知識分子，是靠出賣良心、良知過日子的。當他們“指鹿為馬”的時候，一點都不覺得慚愧。但更奇怪的是：這些人的觀點卻偏偏有“買方市場”，讓這些人活得很滋潤。錢學森之問的答案，或許就在這里。
對于人口政策，我一直搞不明白：某些部門明明知道開放自由生育的意義，卻偏偏不這么做。明明知道翟振武等人是胡說八道，卻偏要用他的觀點做決策。更可氣的是：知道大家都知道你是在胡說八道，卻還是要理直氣壯地胡說八道.....
關于翟振武
翟振武在2014年3月的《人口研究》上發表論文解釋了為什么不能全面放開二胎：生了1個孩子的15-49歲婦女有1.52億，60%-70%有生二孩意愿，全面放開二胎的話，將累計多出生9700萬人，每年出生人口峰值將達到4995萬，生育率將達到4.5。2014年7月10日，國家衛計委計劃生育指導司司長楊文莊在新聞發布會上也采納翟振武的數據，認為如果全面放開二孩，多生9000萬人對經濟社會的發展會造成很大影響。
古人云：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兩千多年過去了，似乎還是這樣。這是我特別不懂的。
作者：郭朝暉(工學博士，教授級高工。企業研發一線工作20年；優也科技信息公司首席科學家；東北大學、上海交大等多所院校兼職教授。國內知名智庫、走向智能研究院的發起人之一。原寶鋼研究院首席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