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學森之問是：現代的大學為什么不能像民國時期那樣的大師？葛劍雄先生最近寫了一篇文章，認為錢學森之問是“問的是社會，不是問學校”。我特別敬重葛先生。他是個明白人、也是個敢于直言的人。但他的文章其實還是有所保留的：錢先生問的不是社會，是領導。
我國幾千年的歷史，思想特別活躍的時期并不多。春秋戰國和民國時期是最典型的時期。當時，各種不同的思想相互碰撞、沖擊，形成百家爭鳴的局面。這兩個時期的背后，有更深刻的社會背景：社會動亂，沒有形成大一統的政權。這時，國王和軍閥主要的精力都用在軍事斗爭上，沒有精力、沒有能力、甚至沒有膽量管控全國的輿論。相反，他們渴望有名望的知識分子在道義上支持自己。這就為思想的發展創造了空間。
除了上述兩個時期，唐宋是思想相對活躍、經濟發展特別好的時期。這兩個階段是大一統的政治體系。在這兩個階段，統治者非常自信，比較容易容忍不同的聲音，政治上也相對寬松。宋仁宗時期，有個秀才鼓吹造反。宋仁宗卻說：他是想當官了，給他個官做吧....與之相反，明清時期是思想言論控制最嚴的時期、多次大興文字獄。這導致了我國科技停滯了差不多有600年。
言歸正傳。反右、文革等年代已經過去幾十年了，為什么現在還培養不出民國時期那樣的大師？難道言論的邊界比唐宋還小？我不同意這種看法。比如，普通人私下“妄議”高級領導，至少不會有生命危險。
真正的原因在于，現代社會和過去不一樣了。
明朝時候的朝廷命官大約有兩萬人。現在，上海市的局級干部就有幾千人。這意味著：社會結構復雜多了，官員的需求量大多了。
相當多、甚至可以說大多數優秀人才都被在體制內部，被固化在一個個大小不等、層次各異的“格子里”。在這個格子里，上面的要求被層層加碼、層層放大，自由度越來越小。體制是個金字塔結構，學校就是這個結構中的一個小格子：在學校內部，校長最大，下面是院長、處長、主任；出了學校，就是局長、廳長、部長.....只要官當的足夠大，“學問”立刻就可以大起來。所以，院士、博士、教授、專家的帽子，往往戴在領導的頭上；有了這些帽子，就能成知識分子的“代表”，就可以以知識分子的身份說話了。反之，許多安心做學問的優秀專家，退休的時候只是副教授，就沒有“代表”知識分子的資格。聽話的人才有話語權，何談思想突破？
在這樣的結構中，人們追求的是升遷。為了獲得升遷的機會，最好的辦法就是循規蹈矩。這樣，在“格子”里面的人，就被管得服服帖帖的。自由的思想就被限制住了。
在筆者看來，要培養大師，需要在體制外建立獨立的機構。這些機構要有獨立的經濟來源，不受層層加碼的領導。有了這樣的機構后，體制內外增加一些“旋轉門”，把個人的自由擴大。如果領導愿意這么做，錢學森之問也就容易找到答案了。
作者：郭朝暉(工學博士，教授級高工。企業研發一線工作20年；優也科技信息公司首席科學家；東北大學、上海交大等多所院校兼職教授。國內知名智庫、走向智能研究院的發起人之一。原寶鋼研究院首席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