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我國的儀表自動化技術走過了一條很不平凡的道路，從民國(1925年)初創，到抗戰、建國艱苦時期、改革開放，其中的艱苦、磨難、險阻難以體會。老一輩的工作者們為此付出了多少辛勤的汗水，在艱難的環境中百折不撓，才為我國儀表和自動化事業奠定了堅實基礎。在本文回顧何國森前輩經歷的儀表5406號任務，弘揚他們鍥而不舍的創新創業精神。

如今，新的時代已經到來。作為在這個領域內曾經和正在努力工作的一員，經歷過改革開放，正抓著信息化、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的巨大機遇，書寫著儀器儀表人新的拼搏故事。我們希望可以將您的知識、經驗和歷程記錄下來，是對先輩們奮斗精神的傳承，也是對年輕一代儀器儀表工作者們的激勵。

作者簡介
何國森，1923年5月生，籍貫上海，畢業于重慶大學工學院機械工程系，曾任上海機械專科學校校長，先后執教于第一機械工業部上海機械學院、上海工學院、上海工業大學，在任上海大學自動化系教授其間，曾執教巴基斯坦核電自動化方向來華博士研究生。現退休。


上世紀我國儀表5406號任務由來
回憶50、60年代的往事，再找找有關的現存材料，由于“文革”，我手頭只剩下這份聶榮臻同志當時任我們 5406 號儀器儀表工業組領導的聘書，其余會議檔案、紅頭文件及筆記簿等，均按當時規定上交到上海機械專科學校(今上海量工大學，原上海機械學院)檔案科，所以只有老年尚存的記憶了。

一、政策明確
當時，蘇聯用156項援助工程項目給中國做建設的計劃，包羅很廣，卻沒有中國應有的儀器儀表及自動化科技方面的項目，事實上，我國的軍工及民用工業非常需要儀器儀表工業，才能打好優良基礎。所以，第一機械工業部領導傳達了中央的政策，明確補上儀器儀表及自動化項目。那時，我在上海機械專科學校任校長，也就奉一機部命令參加會議，我分在民用儀器儀表與自動化科技方面的一組，組長為當時國務院副總理聶榮臻元帥。

二、任務繁重
當時，新中國成立不久，百廢待興，任務特別繁重。如果當時我國沒有做好儀器儀表與自動化科技基礎，可能會對蘇聯援助的其余 156項工程項目，產生關聯性影響，漏掉的儀器儀表與自動化科技建設項目反過來會影響156 項建設的全面正常同步進展。周恩來和聶榮臻兩位總理親自領導，經常檢查當時小組的工作。我們的具體任務是各就各位，先做些基礎調查研究，再摸清實際情況，最后討論儀表5406號的具體繁重任務。

三、“機專校”多考慮人才培訓
那時，上海市剛從舊中國三座大山的壓制中解放出來，上海做儀器儀表與自動化科技的，只有一點點進口雜牌貨，可以說一窮二白。上海機械專科學校（現上海科技大學）原是美國基督教會辦的滬江大學，沒有工程專業，只有極簡單的物理、化學實驗室，更無工程技術專業師資。所以，我先在市內對儀器儀表與科學、自動化技術與科學兩方面的原有工廠開始初步調查研究，從原上海北京東路大華儀表廠門市部及楊樹浦路原大華儀表廠制造車間及倉庫開始調研，我和該廠創辦人丁佐成討論эпп-09自動電位差計問題；和原和平儀表廠創辦人王啟賢討論溫度、壓力、流量、料位等自動控制儀器儀表成套生產問題；和原綜合儀器廠創辦人白在仲討論光學溫度計OPOTIPYRO儀表的制造、檢測、標定等問題；和當時在浙江大學光學系任教的董太和、白蘇予討論光學儀器的基礎問題，如光學材料玻璃、磨削研磨、光學設計及檢測試驗、光儀標準等問題；我還和好幾個上海制造電工儀器、電子儀表及配套裝置的中小型工廠主管以及友秉彝討論。當時，上海的儀器儀表與自動化科技雖然較差，但與國內其他地方的情況相比較來看，上海還是具有優先發展的基礎。

一機部部長和一機部教育司司長周一萍要求我們上海機專校多考慮人才培訓方面的事，并且明令我不再抓機床與工具專業方向，應該轉向為儀器儀表與工業自動化科技專業培訓人才。一機部部長和周一萍親自到上海機專校來檢查，并指示辦起兩個專業：調節儀表(即自動化儀表)專業和光儀(光學計量檢測儀表)專業。一機部立即撥巨款，建校內實習工廠，購買調撥機械及設備，進口德、蘇產儀器儀表及成套裝置，還從德國 Carl Eeiss(卡爾·蔡司儀器)請來兩位德國專家，來我們機專校，指導專業建立，教授專業課程，如儀器儀表系統設計學、光學儀表設計、儀表制造工藝等課。

四、學校、研究所、工廠密切聯系

上海機專校對一機部指示辦好儀器儀表專業的任務執行很認真。所以籌建校內實習工廠，首要問題是缺人才，就從一機部沈陽機床廠等處抽調來藍寶祥等多位老工人師傅，都很有工作經驗和責任感的。當時的“上海熱工儀表研究所”在上海市岳陽路，所長王良楣就是和我一起在去北京等地參加儀表5406號會議的。當時“熱工所”也要發展而缺乏人才，所以王良楣所長特地到軍工路516號上海機專校來找我，結果校黨委書記肖流很積極負責地請示一機部及教育司領導之后，立即為“熱工儀表所”從應屆大學新生中選拔一批優秀學生到上海機專校里住讀，特別辦成功一個“自儀班”，完全按照當時德國儀表專家 WeiBflog(魏司弗洛格)和自儀研究生相當的教學要求，從理論基礎、專業知識技能和實際實踐等多方面培養“熱工儀表所”的這一屆專業人才(例如李昌裕同志等等)。

當時，我國的儀器儀表與自動化科技的基礎差、人才缺，卻任務重。尤其“熱工儀表所”，除掉已經研發的自動化儀表中一小部分產品及樣機之余，我國的石油、化工、輕紡、制藥等工業特別稀缺成份分析儀器儀表及配套系統。那時，一機部也缺這方面人才，于是一機部儀表局朱良漪總工程師也向“上海熱工儀表所”提出抽調成份分析儀表方面人才的要求。因王良楣所長也向我要求這類人才，我將上海機專校全部有關化學分析業人員情況介紹后，王良楣所長立即要求調去李樹田老師(當時李樹田是校內惟一的化學教研組組長)，后經校黨委書記肖流批準后，即請李樹田到熱工所報到，不久他又到北京分析儀廠報到工作了。當時，也有個別熱工所的工程師很想轉到學校任教，后來又成功交流一位。這說明當時工廠、學校、研究院所之間是緊密聯系和經常交流的。